作者：林青霞
很喜歡帶給別人意外的驚喜。在香港一個診所裡等候應診,斜對面坐著兩位上了年紀的闊太太,她們聊天的聲音很大,突然聽到了我的名字。我和秘書對望一眼,豎起耳朵聽聽她們說些什麼。大意是說有一個侄子不肯結婚,說世上哪有第二個林青霞。我站起來畢恭畢敬地上前自我介紹,兩位太太停了幾秒鐘,手指著我說:「你就是林青霞?」然後兩人捂著嘴拍打著對方笑了起來。有一位太太進了醫生的診房,剩下那位問我知不知她是誰。原來她就是出名慈善家的太太,這個世界真小,她的媳婦正是我的牌友。
在台北的一個早晨,太陽暖暖的,我推父親到國父紀念館去散心。在湖邊的樹蔭下,有一堆老兵和鄰居的老先生在閒聊,聽不見他們說些什麼, 只是很清楚地聽到「林青霞」三個字。我知道這是一個讓父親和那些老人家開心的機會。於是我推著父親上前:「你們好!我是林青霞!」靜默了好一陣,有一個操著台灣國語的老先生問:「你就是她本人啊?」然後父親和老人們都笑了,笑得好開心,笑得好燦爛。父親很有面子,老人們也開始了他們快樂的一天。在上海機場,經過海關,海關人員看著我的護照,停了一下,然後把護照交還給我,我心想還好沒被他認出來。在候機樓等候上機,那位海關人員一臉肅穆地走到我面前,要我拿出我的登機證和護照,旁邊的朋友很緊張,問怎麼回事。他身子有些微微的顫抖,緊張的面容,好像要哭似的:「你是不是林青霞?」我心想:「我沒犯錯呀!」他拿出筆來要我在他的工作證上簽名。我和朋友這才鬆一口氣。
小時候住在嘉義縣大林鎮的小村莊裡,經常幻想著,將來有一天大明星會出現在我們的鄉間小道上。
小女孩原以為這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事,許多年之後不可能的事竟然發生了:最後回到那鄉間小道上的大明星,就是當年做白日夢的那個小女孩。
有一年,我帶著亞洲電視攝製組回到我小時候生長的地方。街道上空無一人,有一位老太太正朝著我們這個方向走來,攝製組的人正想開口問路。因為我想給她一個意外的驚喜,所以上前問她我要找的地址。老太太看著這組奇怪的人再看看我,表情很趣致地指著我:「你是不是林青霞?」
家鄉的風
幾年前,欣聞有個山東文化旅遊團,我報了名參加,第一站就是青島。到了青島,我們下巴士走到海港邊。我扶著欄杆,迎著風。這是我家鄉的風啊!那風輕輕地吹拂著我的臉、我的髮、我的衣衫,彷彿父母化成了家鄉的風包裹著他們深愛的女兒。我閉著雙眼傾聽那風的話語,感受那風的撫慰。
青島發展得很快,市區裡的高樓大廈和百貨公司,就像其他大城市一樣。他們說的也都是標準國語,和我想像中大街小巷大人小孩都說著山東土話的情景完全兩樣。
走回巴士的路上,經過一家小雜貨店,門前一張矮木桌,幾位老人家圍坐在桌旁小凳上喝著茶閒聊著。這情景就像我小時候,鄰居叔叔伯伯們閒話家常的樣子,忽聞有個老人說了句很土的話。這正是小時候父親閒聊時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,我禁不住眼眶裡充滿了淚水,感覺好親切、好熟悉。
在山東那幾天參觀了許多城市和名勝,但始終沒有找到我想要找的感覺,內心有點失望。到濟南的最後一個下午,我和幾位朋友到舊城去逛,終於找到了我想要找的東西。那一條窄巷子裡的水泥牆上刻著毛筆寫的詩詞,因為歲月的洗禮斑斑駁駁很有味道。一家一家靠得很緊,巷子中間有一家小院落,院子裡有一口古舊的抽水井,抽水井連著一條木棍,用兩隻手一上一下地壓,就可抽出水來。我小學三年級住在台北縣三重市的小巷子裡,進門的小院裡也有這麼一口抽水井。抽水井旁靠牆處是煤球爐,爐旁疊起一個個中間透著許多圓洞的圓形小煤球。在我更小的時候家裡也用煤球和黑炭燒飯。這裡就是他們的廚房。
隔著紗窗的門往裡看,一百多尺的房間裡只有一張單人床,床上鋪著粉紅大花舊床單和枕頭套,床邊有兩張籐椅和一張木製書桌。屋裡有一位像是八十多歲的老太太和一位婦人正說著話,我們要求進去看看。老太太坐在床沿上,我握著她的手跟她說起山東話:「大娘!您好!我也是山東人,我從香港來,我是林青霞。」老太太以為我騙她, 直說:「林青霞她很老、很胖,你怎麼會是她?」經我一再的解釋,老太太拄著枴杖到書桌上找老花眼鏡,我把臉湊上去讓她看仔細,她像鑑定珠寶一樣,突然「矮又壘!枕滴使令晴下」。(乖乖,真的是林青霞。)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。想起小時候,每次外婆見到我,總是握著我的手,親切地望著我說著同樣的話:「矮又壘!請下壘勒。」(乖乖,青霞來了。)
天色漸暗,告別老太太,回到酒店和團友們聚餐。突然想起,沒給老太太留下什麼,萬一她一興奮告訴左鄰右舍,說林青霞到過她家,人家不把她當做老年痴呆症的病人才怪!我於是請秘書送去一張簽名照和買禮物的錢,沒想到她怎麼也不肯開門,說是她打電話給兒子, 兒子說我們是騙子,好不容易才開了門。說清楚後,兩人推託了半天,最後照片是收下了,信封裡的錢卻無論如何不肯拿。
這就是我們山東人的特質,純樸、直率、不貪小便宜。
穿著黑色貂皮大衣的男人
每次到紐約都是他來接我,15年後再次踏足紐約,已是天人兩隔。
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見到他,是我參加紐約華埠小姐選美做特別嘉賓的時候,大會帶我到第三大道的湘園吃湖南菜,我的座位正對著門口,一會兒門口來了一位單眼皮高大個兒身穿黑色過膝貂皮大衣的男人,一進門就瀟灑地脫下大衣由櫃檯小姐接去,威風凜凜的。我看得發愣,大會主席說:「他是湘園的老闆。在紐約開了幾家高檔次的中國餐館,非常成功,可以說是中國人在紐約的傳奇人物。」主席請他跟我們一起坐,他坐下來,話匣子一打開就滔滔不絕,我悶得臉都垮了下來。
他說當初來紐約的時候,女朋友剛在台北一家戲院(忘了是哪一家,當時新聞報導很大反響)的大火中喪生,他痛苦萬分。家人幫他買了機票,給他幾十塊美金,他就靠著這點錢,來到紐約餐館打工,賺到第一筆錢後又如何擁有了幾家餐館。
吃完飯他帶我們到他另一家餐館,也在第三大道上,門前兩隻漢白玉石獅子,很壯觀,聽說是大陸運來的。正對著大門有一幅巨大的絲質萬里長城壁毯,是由中國特別製作的,甚是雄偉。他很豁達,經常聽到他「嘎!嘎!嘎!嘎!嘎!」 的大笑聲。以後每次來紐約做事或探朋友,他都到機場來迎接和熱情地招待。有一次他開著大紅色敞篷奔馳跑車,帶我和湯蘭花游紐約市區。我們有時漫步在第五大道上,那黑色貂皮大衣被風吹起,我隱隱約約見到他腰上掛著土黃色皮套的小手槍,感到有點怕怕的,他說那是用來保障他的安全,「只是唬唬人,不會用得著的」。
過了幾年,他覺得餐館做悶了,想拍電影,我說:「是朋友的話就會勸你不要拍,如果要害你才會叫你拿錢出來拍戲。」他不聽勸,興致勃勃的,以為最難做的餐館生意都能成功,拍電影又有什麼問題。於是每次回到台灣,電影公司的老闆、製片商一大堆人都會到機場迎接他。我形容那是接財神。拍電影花錢就像流水一樣,對電影圈不熟的他,電影賣座了,不關他的事,片商告訴他結賬是零比零,電影不賣座賠了錢又要他付賬,就這樣在台灣搞了兩年,賠了點錢, 結果還是回到紐約做他的老本行。又過了幾年,他打電話到香港來,說他在南美洲淘金,如果挖到,會有好幾百萬美金,到時候他會再拍電影。再次到紐約,他那 「嘎!嘎!」的笑聲由五聲變成兩聲,早已不復當年的豪邁氣概。
15年前我快要結婚的時候,聽說他到中國大陸做鑽石營銷,他說賺的錢會數都來不及數,就像印鈔票一樣。我結婚後幾乎沒有到過紐約。後來輾轉聽說他在台灣中了風,在醫院裡連醫藥費都成問題,我聽了很難過,馬上托楊凡幫我把住院費給帶去,沒想到他已回到了紐約,我把十幾年前的舊電話簿翻出來,打電話給他,對方是個大陸女孩的聲音(後來聽說是他在大陸娶的年輕太太)。那個年輕女子說他中了風,需要做物理治療,又得不到政府的輔助,很是狼狽。我趕忙寄去他需要的醫療費用。
後來我又到紐約,參加紐約電影節的第一天,我想到那兩家餐館的舊址去看看,導遊小姐打聽出附近的街道名,卻怎麼也找不到以前餐館的地方。我又請她幫我找他的墓地所在,想去祭拜一下。導遊笑了起來,她大概覺得我很奇怪。
在回港的前一夜,我央求陶敏明再陪我去找找看,晚上街道上人很少,敏明抓著我的手,機警地朝周圍望,同時帶著我走較亮的街道,我只顧找地方,我們由酒店的第五大道走到第三大道交叉的六十五街,然後往回走,一直走到五十街都找不到,也許是因為石獅子不見了,附近的店舖也改了。敏明怕天晚了危險,「你算是有心了,他地下有知,也會感到欣慰,不要再執著了。」她說。
在回港的路上我回憶著,1976年跟他認識。1979年我和湯蘭花到紐約住過一段日子,他很照顧我們,幫我們尋找住的公寓和最好的英語會話學校,帶我們去吃好吃的,晚上餐館打烊的時候,他會在空蕩蕩的餐廳廚房裡,做些拿手的小菜和稀飯給我們吃,讓我們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日子。
那個時候我們年紀小,沒怎麼見過世面,到紐約從下飛機起,他就招待我們跑遍全紐約好吃、好玩和時髦的地方,直到送我們上飛機離開紐約為止,那時候感覺上好像整個紐約是屬於他的。
我特別到原是紐約世貿大樓的地方參觀過,一大片土地堆滿塵土和石塊,巨形的卡車,出出進進的運送沙石,我腦子浮起了佛偈上說的「本來無一物,何處惹塵埃」。
只要姥爺你笑一笑
「只要姥爺你笑一笑,姥爺姥爺您好,我到台灣來看你,只要姥爺你笑一笑……」這是父親健在的時候,我為他作的歌詞。
父親臨走的前幾個月,我經常帶女兒去探望他。有一次在飛機上我跟女兒愛林說:「姥爺年紀大了,身體又不好,要讓他笑是件很不容易的事,你是他最疼愛的孫女,最容易逗他開心,只要你為他做一件小小的事,那怕是遞一張紙巾給他,都能令他笑開懷。你要幫媽媽孝順父親,也要為自己孝順姥爺。」父親房間很安靜,我正走進去,只見父親靜靜地躺在床上微笑地望著愛林,女兒伏在他床邊的小桌上,正專心地做一張祝福姥爺身體健康的卡片。這個畫面就像照片一樣印在我的腦海裡。
吃晚飯的時候,越南工人阿江捂著嘴笑得東倒西歪的,原來是父親喂愛林吃菜, 愛林來者不拒,嘴巴張得老大,父親一邊喂一邊笑,弄得全桌人都笑了,我知道愛林愛姥爺,她也愛媽媽,儘管她覺得有點尷尬,只要姥爺笑了,她多吃幾口都願意。
父親房間因為長期不開窗戶和窗簾,老是昏昏暗暗的。說是窗對窗的讓對面人家看到他這生病的老人不好意思。我偷偷地請裝修工人裝了一個由上往下拉的風琴式窗簾,這樣他躺在床上,對面就不會看到他。趁愛林在床上幫姥爺按摩的時候,我悄悄地把窗簾由上往下拉開一半。剛巧對面的窗戶和窗簾之間站著一對小男孩和小女孩。愛林站了起來,在姥爺床上和他們遙遙相望,我靈機一動,趕快跑到客廳拿來一個會唱歌會扭屁股的聖誕老公公。捧著它由窗簾下面扭著唱著慢慢地冒出來,對面的小孩瞪著大眼睛動都不敢動,深怕一動一眨眼,這台戲就不見了,嘴裡叫嚷著:「奶奶!媽媽!快來看!」這邊窗裡的爺爺笑了,媽媽笑了,孫女笑了,全世界都笑了。剎那間原本陰陰暗暗的房間裡充滿了笑聲,充滿了生氣。
父親跟我說,他永遠都不會忘記的一個畫面就是,有一天早上他睡醒睜開眼睛,第一眼就看到愛林坐在他床前的椅子上,靜靜地對他笑,他很感動,也很感激愛林的不嫌他老和不怕他病,父親讓我告訴愛林:「姥爺好高興, 姥爺覺得很幸福、很圓滿。」在回程的飛機上,我跟愛林說:「謝謝你。」愛林和我一路唱著:「只要姥爺你笑一笑,姥爺姥爺您好……」
一生有幾個十年
人一生中能有幾個十年?日本作家鐵屋彰子花了她一生中最寶貴的十年,就是要完成她的夢想,寫出一本有關「林青霞」的書。
在這十年當中她往返於洛杉磯、香港和台灣無數次,自己孤身作戰。相信所有接受她訪問和提供數據給她的人,包括導演、攝影師、美術指導、我的好朋友,都會被她的執著和誠意所感動。
十年前第一次見到她,天氣很熱,她滿頭大汗,一臉傻笑,拿著一些連我都沒有的舊海報、雜誌、盤片、照片等,一大堆東西到我家。她很緊張、很興奮,感覺自己受寵若驚,但又好奇地想知道,很少接受採訪的我,為什麼肯見她。我說是因為被她鍥而不捨的精神所感動。同時我人生的座右銘又是「有志者事竟成」,所以肯與她見面。
就這樣,一個日本人,一個中國人,一台錄音機,兩個英文都不好的人開始談話。
頭兩年她不停地往返於洛杉磯和香港,也一次又一次地要求和我見面。這不是我想要的,同時我覺得這樣的溝通方式,這整件事是行不通的,於是我停止了和她見面。
在我對這件事漸漸淡忘的時候,好友陸玉清告訴我,大塊出版社將要發行這本《永遠的林青霞》,我在想,這本由日文翻譯成英文,再由英文翻譯成中文的書,會是怎麼樣的情形? 我不忍心阻止她。後來想想,她若花十年的功夫,而我只花十天的時間幫她修改,這又算得了什麼呢?
當我看完她的手稿,看到朋友眼中的我,看到早已淡忘的影藝圈生活和舊時的點點滴滴時,真是恍如隔世。在時間的巨輪推滾著我不停向前奔行的這十年當中,我嘗盡了人世間的酸甜苦辣、生離死別。在我對我的過去已經感到模糊的時候,重新再看以前的「林青霞」,彷彿像讀者一樣在讀另一個人的故事。
我在回顧這十年的當下,想著生活在另一個國度的彰子,她那十年又是怎麼樣的一個故事?
在此,希望她往後的幾個十年裡,能夠放下「林青霞」拎起「鐵屋彰子」,為自己的人生,為明天和未來好好打拚。我在這兒衷心感激她為我付出的一切,並寄予最誠摯的祝福。
牽手
對父親的第一個記憶,是在我三四歲那年。
每當接近黃昏的時候,我總會蹲在眷村的巷口等待爸爸回家。父親個子高大英挺,穿上一身軍服,更是英俊瀟灑。見到父親的身影出現,我總會撲上前去握著他的手回家。我那小小的手,緊緊地握著他的大拇指,那種溫暖和安全感,就好像已經掌握了整個世界。
父親是個山東大漢,為人直爽,待人真誠,他生性幽默,一生儉樸,並且知足常樂。
在我生命中最忙碌的20個年頭裡,母親為了保護我,跟著我東奔西跑、寸步不離,哥哥、妹妹又遠在美國,父親經常獨自一人留在台北家中,本以為這段時間是我們父女情感的真空期,現在回想起來,才明白當年他正在默默地支持著這個家,他是穩定整個家的力量,他令我們在生命中勇往直前,沒有後顧之憂。
四年前父親身體因為肝硬化而起了變化,必須每兩三個月接受一次栓塞治療,父親雖然不願意去醫院,但由於對我的信任,總和我攜手共度一個個生命的關口。每當做完一次治療,他總會忍著痛微笑著對我說:「又過了一關。」我也總豎起大拇指說:「爸!你真勇敢!」在這四年當中我們也不知共同度過多少個關口。感謝上帝給我機會和足夠的體力,使我能經常陪伴在他老人家身邊,真切的感受父親的愛、感受他雋永的智慧以及面對生死那從容的態度。在父親最後的歲月裡,哥哥、妹妹、我、女婿、孫女們,還有父親的老朋友輪流來探望他,尤其是孫女們,逗得姥爺非常開心。父親還特別告訴我, 見到愛林和言愛,他內心是如何的充滿著喜悅和幸福,也感恩於自己所擁有的親情友情和生命的圓滿。最後一次陪父親到國父紀念館散步,父親緊緊地握住我的手, 臉上呈現出來的神情既溫暖又有安全感,就彷彿是我小時候握著父親大拇指那種感覺一樣。父親平安地走了,雖然他離開了我們的世界,但他那無形的大手將會握住我們兒女的手,引領我們度過生命的每一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