勿與君子鬥名，勿與小人鬥利，勿與天地鬥巧。
看人不慣，是格局太小，境界太低。
人生在世，難免有看不慣的人和事。
莊子說：“物固有所然，物固有所可；無物不然，無物不可。”
萬物都有其存在價值和存在根據，沒有什麼不可以存在，沒有什麼沒有價值。
所以世間善惡美醜，從道的觀點來看是可以相通為一而存在的。
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，角度不同，立場不同，人生的境界也不同。不必隨意就對別人的行為、言語看不慣。
莊子說：“不譴是非，以與世俗處。”
莊子告訴我們，要遵從自己的內心，不為世俗所累。
看不慣的東西，看不慣的人和事越多，這個人的境界也就越低，格局也就越小。
從世俗的角度講，“看不慣”不僅是境界小、情商低的表現，更會為自己樹敵無數，招致怨恨。在這方面，曾國藩做的就非常到位。
曾國藩升為二品官員後，可以乘八人抬的綠呢轎，但他一向節儉低調，就決定依然乘坐四人抬的藍呢轎。
按照例制，藍呢轎見到綠呢轎必須讓路，否則，抬綠呢轎的人就可以揪住坐藍呢轎的人一通暴打。
那次，曾國藩乘著藍呢轎出門，轎子走到一條窄路上，後面來了個綠呢轎。
這種情況下，藍呢轎可以不讓路。
但曾國藩還是命人靠邊走，即使如此，綠呢轎依然不能通過。
抬綠呢轎的人見狀奔過來，不由分說，掀起藍呢轎帘，一把揪出曾國藩，啪啪就是兩耳光。
可笑的是，乘綠呢轎的只是個三品官員，曾國藩還比他大一級呢，此官員嚇得不輕，趕緊跪下來賠禮道歉。
所有人都等著曾國藩打對方兩耳光解氣，沒想到，曾國藩扶起對方，誠懇地說：“確實是我的轎子擋了大人的路，大人趕緊上轎，趕路要緊。”
莫名其妙挨了打，居然沒事兒人一樣，而且，還再三叮囑轎夫，凡是見了綠呢轎，不管對方是否官比自己大，都必須讓路。
曾國藩說：“士有三不鬥：勿與君子鬥名，勿與小人鬥利，勿與天地鬥巧。”
不計較，就不會將自己拉入爭鬥的漩渦，不被爾虞我詐所累；
不計較，就不會樹立太多的敵人，不會時時遭人陷害；
不計較，就能節省大量的時間，精力充沛地做自己想做的事。
因為事事不計較，所以事事看得開，看的順。
曾國藩一門心思做實事，創下了九年內連升十級的官場奇蹟。
痛苦太多，是慾望過盛，智慧不夠。
老子認為，痛苦源於慾望的放縱。
“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。”
痛苦和煩惱，來自不合理的慾望。
慾望過盛，心頭貪念越多，羈絆越重，痛苦和煩惱也就越多。
莊子的大智慧在於他能夠將人內心最隱蔽的慾望消除一空。
當世人為了內心的慾望拼命往上擠時，莊子卻從從容的放下一個又一個慾望的包袱，開始往下走，名、利、權、勢都拋下，越走越輕，將生命重新歸零。
倉央嘉措曾說：世間事，除了生死哪一樁不是閒事。
莊子，連生死大事也看淡了。
莊子妻子死的時候，他不哭不叫，卻“鼓盆而歌”，因為在莊子看來，生死都是假象，我們都在大道中。
莊子將死，他的弟子想要厚葬他，莊子則認為，“吾以天地為棺廓，以日月為連壁，星辰為珠璣，萬物為濟送，吾葬具豈不備耶。”
弟子怕莊子死後，屍身被鳥獸破壞，莊子卻說：“在上為鳥鳶食，在下為螻蟻食，奪彼與此，何其偏也？”
生不帶來，死不帶走，遑遑光陰數十載已是上蒼給予我們最好的禮物，又何必要求更多呢？
做人慾望不要太多，要求不要太高，攀比心不要太重。
莊子在《至樂》中說：“天下有至樂無有哉？”
天下有至樂嗎？如果有至樂，人們將要做些什麼，依靠什麼？躲避什麼，留念什麼？喜歡什麼，憎惡什麼？
他說，在這個社會：
“夫天下之所尊者，富、貴、壽、善也；
所樂者，身安、厚味、美服、好色、音聲也；
所下者，貧賤、夭惡也；
所苦者，身不得安逸，口不得厚味，形不得美服，若不得者，則大憂以懼，其為形也亦愚哉！ ”
富、貴、壽、善不是快樂的必要條件。反之，莊子認為，那些富貴的人不僅不快樂，而且還很苦惱，很憂愁。
莊子說：“至樂無樂，至譽無譽。”達到極至的快樂是在內心深處，是沒有表現的。
真正的快樂是與自然相融合、與天地相感應的樂，真正的榮譽是沒有讚揚、沒有名輝的榮譽。
這種快樂，並非物質或地位等因素決定，而是取決於一個人的智慧和境界。
